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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从出海热门市场到“外企坟场”的沦陷

海外资讯

2023-09-13 11:43

一家高速增长的全球大型经济体,对中国出海企业带来了喜忧参半的体验。

一家高速增长的全球大型经济体,对中国出海企业带来了喜忧参半的体验。


“印度是我们最早进入的新兴市场,占据了我们总交易量的90%。但是,自2020年以来,印度封禁了我们的应用程序。”


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透露。


一纸封禁令几乎让他们之前的所有努力付之东流。“因此,我们不得不将业务重心转向印尼,开始开拓东南亚市场。由于印度官方政策的不稳定性,我不建议中国出海企业将印度作为核心市场。”他深感感慨。


今年,这种情况已经变成了威胁中国企业在印度扩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小米、比亚迪、富士康,甚至苹果都经历过这种困境。


自2020年6月以来,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印度政府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多次封禁了来自中国的200多个手机应用程序,包括TikTok、WeChat和UC浏览器,同时,多家中国企业也被卷入了税务争端。


这些对中国科技企业的举措逐渐演变为一种贸易政策——今年8月3日,印度出台政策,对进口笔记本电脑和个人电脑(主要来自中国的设备)实施新的许可限制。一周后,有报道称印度政府正在考虑对相机和打印机采取类似的措施。


尽管通胀率上升可能开始拖累印度的经济活动,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印度2022-2023财年的GDP增长率为8.2%,同时预计今年增速将放缓至6.9%。尽管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印度仍然是全球为数不多的高增长大型经济体之一。


过去,印度曾被视为中国出海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公司的黄金机会,得益于其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市场和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增长。从2014年开始,智能手机、数字娱乐、电子商务和本地服务等领域涌现了许多中国公司,将中国成功的互联网模式带到了印度,这也推动了当地产业的升级和投资的热潮。


然而,随着地缘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营商环境的不断恶化,以及印度政策的频繁变化,印度市场正在逐渐失去其吸引力。



1、印度,“外企坟场”


2014年被认为是中国智能手机企业出海的元年。小米作为中国智能终端品牌的代表,将印度作为其首个海外市场。凭借着庞大的印度手机消费市场,小米迅速崭露头角。仅仅两年后,小米与OPPO、vivo等中国手机制造商一起,共同占据了印度81%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到2019年,小米在印度的手机出货量已经达到1亿部。从2018年到2021年,小米一直稳居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龙头地位。


一位印度科技记者透露,大约在2010年左右,印度出现了Micromax、Karbonn、Lava等本土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崛起,但随着中国手机品牌如小米、OPPO和vivo以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快速进入印度市场,这些本土品牌逐渐式微,退出市场份额前列。


正因如此,中国智能手机成为印度政府限制和制裁的首要目标。自2018年以来,印度政府对进口智能设备征收了高达20%的关税。从2021年12月至今,包括华为、中兴、vivo、OPPO等多家手机制造商都受到了印度相关部门的调查和处罚。


尽管早在2015年,小米就积极响应了印度总理莫迪提出的“Make in India”(印度制造)倡议,建立了在印度的第一家工厂,并不断扩大了在印度的生产基地,实现了管理团队、硬件制造和软件生态的本地化,但它仍然无法逃脱来自印度政府的制裁。


在2022年1月,印度税务情报局(DRI)对小米印度处以了65.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58亿元)的税款罚款。随后在5月1日,他们再次冻结了小米印度7.25亿美元(约4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最近,印度政府再次要求中国手机品牌,包括小米、OPPO、vivo、realme等,在印度运营的公司应该任命印度国籍的高管,包括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此外,印度政府还要求这些企业将合同制造工作委托给印度公司,开发包括当地企业的制造流程,并通过当地经销商出口产品。


这些连续的制裁措施使中国手机制造商在印度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2023年第一季度,小米在印度市场的份额为16%,排名第三,较2022年下降了7%。因此,小米印度业务负责人Muralikrishnan B在7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小米计划减少智能手机的发布量,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线下零售。


除了直接的封禁和资产处罚,提高关税壁垒也是印度政府屡试不爽的举措。


2018年,由于阿根廷和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爆发了金融危机,资本开始撤离这些市场。这导致了印度卢比贬值,兑美元汇率下跌了13%。为了支持贬值的卢比,莫迪政府提高了19个产品类别的进口关税,其中包括宝石、塑料制品、家用电器和航空燃油等。


即使是全球新能源市场中的佼佼者比亚迪,在印度也遇到了挫折。根据路透社的报道,2022年8月2日,印度税务情报局宣布,由于比亚迪在印度组装和销售的汽车所使用的进口零部件不符合印度的低税率政策,比亚迪被要求支付7.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6360万元)的进口关税。尽管自2022年以来,比亚迪在印度售出了大约1960辆汽车。


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在印度,全球跨国公司也难以避免政府不断降下的制裁。例如,亚马逊在2022年6月参与一家零售集团的投资交易时被指控隐瞒事实,被罚款20亿卢比(约合1.7亿元人民币)。2023年3月,印度储备银行(RBI)因亚马逊Pay违反预付支付工具规定而对其罚款37.5万美元。近年来,印度的税务部门对壳牌、诺基亚、IBM、沃尔玛、凯恩能源等多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税务调查,并开出了高额罚单。许多日本和韩国企业也面临类似情况。


监管不确定性成为外国投资的主要障碍,因此印度被戏称为“跨国企业的坟场”。



2、车轮开回30年


印度的贸易政策发生了明确的转变,而这个变化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节点。


2020年11月15日,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该协定覆盖了东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个国家。RCEP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自由贸易市场,所有成员国将在10年内逐渐实现零关税。


原计划有16个国家参与谈判,但印度最终决定退出。


《商业标准报》评论称,印度政府已经采取了明显的保护主义立场。随后,印度政府公布了联邦预算,全面提高了进口关税,这在印度自1991年开始开放以来尚未发生过。


印度一直有着悠久的贸易保护主义传统。


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改革开放之前,印度以其“许可证统治”而闻名。各行各业,无论是投资、工业、贸易,都需要政府批准。企业的首要任务不是争取市场份额,而是争取政府的批准。政治学家刘瑜在一本书中提到了一个印度企业家的故事,在改革之前,他花了一两年的时间,跑了50趟新德里,才最终获得了进口计算机的批准。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印度却司空见惯。


这种繁琐的批准制度不仅导致政府效率低下,还助长了腐败现象。


1991年,印度开始对外开放,大幅降低了平均关税,从1990年的80%以上削减到2008年的约13%。然而,在2014年,现任总理莫迪上台后,印度发起了“印度制造”运动,重新抬高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


然而,印度的战略似乎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尽管推动了“印度制造”运动8年,但到了2022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印度GDP的比例降至13.3%,比2015年的15.6%下降了2.3个百分点,达到了196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此外,中美之间的地缘竞争也引发了印度的希望,希望能够从产业链的重塑中受益。然而,荒诞的是,不论是专注于提升本国制造业能力的“印度制造”计划,还是试图在中美竞争中分一杯羹的投机行为,都加剧了印度对中国零部件和半成品的依赖。


关于这种产业链外溢到其他国家,但实际上没有真正与中国脱钩的现象,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施展在他的书《枢纽》的增订版中写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一系列产业环节会转移到东南亚,而不是整个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东南亚,甚至整个东南亚制造业集聚区加在一起,都在共同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是中国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以及在重化工产业方面的优势。”


试图因为“印度制造”而脱离整个东南亚制造业将导致印度孤立无援。


除了发展本国制造业和中印地缘分歧外,民族主义也是莫迪政府试图重新构建印度民族认同的一种尝试。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南亚次大陆一直没有形成过一个统一国家。在英国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后,留下了“印度”这一民族国家的概念。目前,印度内部包括2000多个不同的民族,分散在28个邦、6个联邦属地和1个国家首都辖区,共使用1652种语言和方言。整合这些四分五裂、差异巨大的地区,构建一个同质化的“想象的共同体”,一直是印度历届政府急于实现的任务。


印度总理莫迪本身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他选择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工具。在国内,莫迪政府于2019年推出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允许2014年12月31日之前因“宗教迫害”而进入印度的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的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但唯独排除了穆斯林。这一法案被广泛视为“反穆斯林法”,尽管在国内引发了穆斯林社群的大规模抗议,但却因迎合了印度教徒的民粹主义情感,帮助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在2021年赢得了广泛的地方选举,进一步主导了印度政治。


既然“印度教民族主义”如此有效,莫迪政府也在对外政策中贯彻这一民族主义决策。印度国内媒体充斥着关于中国、巴基斯坦、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负面报道,这些报道有两个目的:一是将莫迪定位为全球领袖,提高印度的国际声誉;二是传播一种理论,宣扬全球阴谋压制印度崛起的说法。


在这一理论中,中国和中国企业成为印度明确反对的“对手”。印度在经济上频繁设定壁垒,对“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采取限制措施。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自2014年至2023年,印度发起了127起反倾销案、8起反补贴案和145起保障措施案,牵涉到机电、化工、有色金属、钢铁、纺织等多个行业。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中国贸易救济调查发起国,以及第一大对中国反倾销案申诉国。


这种对中国的经济限制和贸易敌意,让人不禁回想到30年前的历史,尽管方法有所不同,但依然是对电子产品实施一定的限制。



3、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依然继续


形势的急剧变化让一些长期在印度市场布局的中国企业陷入两难境地:要么冒更大的市场风险继续经营,要么退出,面临巨大损失,并可能错失一个潜在的增长市场。


一些企业正在寻求中庸之道。比如,中国时尚电商巨头SHEIN正在与印度最大的上市公司信实工业(Reliance Industries)合作,重新进入印度市场。腾讯出品的游戏《PUBG MOBILE》通过韩国游戏公司Krafton推出了印度特供版本《Battlegrounds Mobile India》,于今年6月重新上线。


然而,尽管遭受印度税务情报局的制裁,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不仅在继续探索印度手机市场,还在其他领域多方面投资。小米创始人雷军的顺为资本(Shunwei Capital)通过其在新加坡成立的子公司SWC Global,投资了印度营销自动化平台Web Engage和乳制品品牌Country Delight。


中国企业之所以难以放弃印度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印度拥有庞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根据联合国数据,截至2023年4月,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几乎相当(均为14.26亿),但由于中国人口增长放缓,而印度人口仍在迅速增长,因此可以预见印度的人口将很快超过中国。


除了人口规模庞大外,印度还拥有年轻的人口结构,这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潜在人口红利和广阔的消费前景。目前,印度的年龄中位数为28岁,25岁以下的人口有6.1亿,65岁以上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6.8964%。中产阶级是印度人口中增长最快的主要群体之一,每年增长6.3%,目前占总人口的31%,预计到2031年将增至38%,到2047年将达到60%。这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将推动印度消费市场的迅速增长。



不仅仅是中国企业,许多外国资本和品牌也看好印度,纷纷投入资金。苹果公司于2023年4月在印度开设了首家旗舰店,并计划扩大在印度市场的份额。据报导,苹果在印度的收入截至2023年3月接近6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50%。分析师预测,到2025年,苹果在印度的收入将达到200亿美元。


然而,尽管印度市场规模庞大且前景光明,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印度是否真的能够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呢?


中国和印度虽然都是后发国家,但印度几乎无法复制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路径。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正如施展在《枢纽》一书中所提到的,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双重循环经贸结构。第一循环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中国向这些国家出口制成品,同时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和高端服务。第二循环则是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中国向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后者进口原材料等。这两个循环通过中国紧密相连,使中国成为全球经贸的重要枢纽。


相比之下,印度并不具备中国这样的供应链网络优势。这一差距有多个原因。首先,印度在1947年获得独立后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直到1991年才开始对外开放。相比之下,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


其次,印度的国家能力相对较弱,难以集中力量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印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包括民族、宗教、语言、文化、地域和种姓差异,导致政府难以有效管理国家事务。


此外,印度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导致人口红利未能转化为经济红利。印度的教育支出仅占GDP的2.9%,相比之下,中国的教育支出更高。这导致印度缺乏技能,并且大量年轻人未能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受到限制。


尽管印度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但实际上,印度仍然依赖中国供应链。报告显示,2023财年,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多种商品有所增加,贸易逆差扩大,主要因为印度国内需求强劲,而中国的疫情控制减少了从印度的进口。


未来,印度可能会更加开放对外企业和资本,放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展的规律不会被短期或局部的变化所打破。


对中印两国来说,超越狭隘的地缘政治思维,加强经济联系和积极互动,实现双赢,将是未来的重要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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